《安士全書》第一部書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。‘文昌帝君’，俗稱‘文曲星’，是中國歷史上信仰最為廣泛，影響最為深遠的神。他主宰人間功名利祿、文運科名，被廣大文人儒士所崇拜。同時他被列入道教神仙系統中一位重要的神，勸人廣行陰騭，致力于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，從而實現最高理想。在《文昌化書》中又記載了文昌帝君遇佛授記，那么文昌帝君與佛教也有不解之緣了。既然文昌帝君在三教中都有如此高的地位，那么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各階層人們共同崇拜的物件，就理所當然了。要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就不能忽視這一歷史現象。

文昌信仰的文化內涵集中體現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中，這本書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廣泛和深遠，與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關帝覺世真經》同為過去社會上十分流行的勸善書。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是中國文化教人為善去惡的范本，它以入世為基礎，以因果律為準繩，告誡人們為人處世的道理，從而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。

為何清朝大居士周安士所著《安士全書》四冊，把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放在最前面呢？印光大師在序言中說：‘又欲同仁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因將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詳加注釋，俾日用云為，居心行事，大而治國安民，小而一言一念，咸備法戒，悉存龜鑒。由茲古圣先賢之主敬慎獨，正心誠意，不至徒空談而已。’又在第二序中說：‘其震聾發聵之情，有更切于拯溺救焚之勢。誠可以建天地，質鬼神，羽翼六經，扶持名教。允為善世第一奇書，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。不謂之菩薩乘本愿輪，現居士身，說法度生者，吾不信也。’印光大師稱安士先生是菩薩再來，那么其所著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便體現了大乘佛教的精神。事實上‘陰騭’即是菩薩精神的代名字，‘陰騭’即是‘陰德’之意。‘陰’者，不求人知也，默默無聞地奉獻，做了好事不留名，正如《金剛經》所反覆闡述的度無量眾生而不作有度之相。所以，印光大師將《安士全書》等同佛經。《安士全書》具有中國文化的特征，是中國的佛經，更能被中國人所接受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三教并行發展，并有三教同源之說，其中雖也有爭論，但不管哪位讀書人，或者自稱與佛道無緣的人，他們的案頭上無不擺上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這本書為什么成為歷代家庭教育的范本呢？因為人們普遍地認為科名祿位、文章學問，無不從陰德中來，不積陰德，，便無以自立，這本書是對為善者的鞭策，是對為惡者的警誡，反覆說明了積陰德的道理，適應了傳統文化的共同要求。